[40]6 作为这样的曙光，中国哲学成了西方哲学家哲学创作的重要资源。
本文尝试从章学诚历史哲学的基本预设出发，围绕上述两个方面重构其对于知识问题的思考，并对前贤研究中的一些认识做出回应。学在任何时代的形式和内容都有差异：唐、虞、夏、商与周略有不同。
对于经书的著述编纂来说，六艺则是圣人取象的结果。这也就意味着两种不同性质的学互相作用构成了历史的演进。可是，学者往往不是这样。那么在历史进程之中，圣人和众人究竟是什么关系？章学诚说：学于圣人，斯为贤人。藏往则是对于以往历史的保存。
（山口久和，第294页）因其把象错误地理解为象征，自然就很难把握这段话的要旨。在这里，量的扩充被置于发现兴趣和安适性情之后。相反，像爱家人一样爱他人，或如所谓不爱其亲而爱他人不敬其亲而敬他人（《孝经·圣治章》），不仅拂逆自然，那种爱也不可贵了。
并且，仁之端的保有和涵养也需要付出更多努力，这何尝不更反衬出仁的珍贵。故政治的核心德性是仁义忠信的天生品质，政治生活是人为天生维度的一种现实版本。也正因此，我们是在对不幸者展现恻隐之心的过程中，证明了自己的人（仁）性，否则人们将和孟子一样对其报以非人的指控。再如，公正无私的原则与品德，是另一种意义上对人本身的爱与珍重。
独阴不生，独阳不生表明，仅从父母生子的角度，还不足以回答人从何来、人之所以为人的问题。所以，公与私的基本意义是人类生活领域的无限与有限之分。
晚清时期学者已经开启了中西文明性、民族性的比较，公私范畴是比较的问题之一。故行仁当责于君子，或者说只有成就仁德者才能步入政治，成为君子。首先，论者对儒家伦理的澄清多集中在个体道德选择的角度。例如，天地有覆育生生、一视同仁之象，故王者须如前谓承顺天地，博爱仁恕，恩及行苇。
透过上述讨论不难发现，划分古典的公私生活，有一个朴素直截的办法。在宋明理学将仁内在心性化之前，汉唐间有一个以博爱言仁的传统。通过郑注的阐发我们看到，人首先是在孝奉父母、弟顺兄长的家庭生活中，体会和培养起爱敬之情的，故君子在面对他人时，也会顾念人皆望其亲受到爱敬、不受恶慢之心，生发出博爱、广敬的德性。董仲舒还称：为生不能为人，为人者天也，人之人本于天（《春秋繁露·为人者天》），着意突出天人关系的重要性。
为民父母是个很好的比喻，如同父母之爱不因子之贤不肖而移，王者于万民皆施其爱无所偏私。儒家由人为天生理论搭建的，是超越于所有家庭、地域乡土和个体利欲之上最广阔的道德空间。
总而言之，孝慈弟友较之仁义忠信是更自然的德性，仁义忠信较之孝慈弟友又更珍贵。这意味着，中国是私的文明，西方是公的文明，中西的现实落差已由文明传统的性质所决定。
如仅从父母生的维度来理解人的存在，则父母作为生命的给予者也有权收回，这一逻辑无疑是悲剧性的。我们可以透过一个特殊事件，凸显二者的张力。费孝通认为，中国社会是以‘己作为中心的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，中国人的自我主义使伦理道德是有差等的逐层推扩，如投石成波的同心圆。故不论家庭如何繁盛，亲亲之爱的覆盖范围始终有限。郑玄、伪孔安国皆注为忠信为周，阿党为比。己慢人之亲，人亦慢己之亲，故君子不为也。
但儒家思想对人的存在方式，还有另一重理解。并且，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道德要求，不会使普遍性的道德落空，而是忠实于德性自身的特质，认清道德行为的现实条件的表现。
家庭是人首先和主要的生活范围，担负着每个成员的成败与悲喜，是人时刻无条件贡献爱的空间。三合而生说在兼顾人为父母生的维度的同时，揭示出天对人之为人的超验意义，也即人为天生的维度，完整展现了人的存在结构。
最后，如果对家人的爱都是一种可恶的自私，那么排除这种私所获得的只能是更可怖的公。直面于天、关涉人本身的是公共领域，以政治、社会、学术为代表。
公与私各居合理的界限内是相安的，恶是越界的结果。故曰母之子也可，天之子也可。王者躬行道德，承顺天地，博爱仁恕，恩及行苇。这都令儒家伦理体系的内涵、公私分际的理据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澄清和辩护。
古典政治哲学将这一价值寄托进天无私覆，地无私载，日月无私照（《礼记·孔子闲居》）的形象中，其根本出发点仍是人与政治生活的天生性。固然，现实中没有人是真为天所生的，但这不妨碍儒家相信人为天生是独立于父母生之外的一个存在维度，且有明确的道德意义。
经过学者们对这两个议题的持续推动，儒学研究的政治哲学路径重新打通，其致思的方向之一就是重新支撑起儒学的公共性维度。儒家反复申述的仁者，人也即表达了这一意味。
故孝慈弟友是民庶的首要德性，这一认识在经典中比比皆是，如《大学》以民兴孝民兴弟为念，孟子答梁惠王有申之以孝悌之义（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）等。这些都首先属于道德实践的节次与心性修养功夫的问题。
总之，儒家基于人既为父母生、也为天生的认识，一则在价值属性上，既认识到孝的自然特质，也深知仁的珍贵意义，二者各有优长。所以，观察爱家人与爱他人的德性何以产生，首先需把握各自纽带与存在方式的意义。郑玄注：爱其亲者，不敢恶于他人之亲。爱与敬是人子孝顺父母时展现的两种基本情感。
进而，将人、仁与天生的关联，扩展到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，又意味着，每个人因身上有行仁由义的禀赋、使命而弥足珍贵，应把每个人都首先当作人本身来看待。《孝经·圣治章》云：人之行莫大于孝……圣人因严以教敬，因亲以教爱。
因此，本文将在前贤讨论的基础上，补充政治哲学的探索，借助经学传统的理论资源，尝试分析家庭伦理与公共秩序在道德纽带、道德能力和适用条件等方面的不同和互动。君子则踏入关涉所有人的政治、社会生活，也只有通过政治事务，才能具备担负所有人生活的能力，护养鳏寡孤独的公共事业，显然非民德民力所能及。
并且这也为了凸显仁对人之为人的意义，董仲舒就明确称：仁之美者在于天。是故，回到儒家伦理实践的原则上，我们注意到《孟子》中亲亲而仁民，仁民而爱物（《孟子·尽心上》）的主体正是君子。